定调“双碳”路径: 存量改造腾空间, 增量优化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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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近日举办6月新闻发布会，回应目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双碳”目标推进情况。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回答《中国能源报》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既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国家发改委将科学有序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统筹好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为稳增长、扩投资挖掘更多潜力。

谈及下一阶段发展，李超给出明确发展路径，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同步发力，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大力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

在业内看来，通过对存量高耗能行业的“刮骨疗毒”与增量项目的“源头把控”，辅以差异化的政策保障与持续的市场机制创新，我国将拓展更大的绿色转型发展空间。

聚焦九个高耗能行业三年改造腾退碳排放空间

距离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窗口”已不足四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何既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又能有效压减碳排放？国家发改委给出的策略是向存量要空间。

李超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与有关部门和地方同步发力，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此次行动明确目标是，到2028年底，推动相关工业重点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此举旨在为“两高”领域新增项目实施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腾出更多空间。

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能源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向柳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这9个重点行业涉及冶金、建材、石化、化工、火电等，具有高耗能、高碳排放的突出特征，是压减煤炭消费、控制碳排放的重中之重。”

向柳进一步分析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比例燃料替代、原料替代、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深度脱碳技术虽前景广阔，但短期内仍面临经济、技术、安全等多重条件制约。因此，以节能提效为重点来控制碳排放，是当前最为经济可行的做法。

“通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我们的目标是在3年内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降碳2亿吨以上。”向柳强调，这一减碳成果不仅能有效降低传统工业的能耗强度，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刚性碳排放腾挪空间，是以旧换新、“腾笼换鸟”的关键一步，有利于夯实2030年前碳达峰的基础。

严控“两高”项目准入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全覆盖

在存量腾退的同时，对新增项目的能源结构优化是塑造未来绿色竞争力的关键。李超指出，在增量方面，国家发改委将推动新增项目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绿色直供等新模式，提升非化石能源使用比例，降低碳排放水平。特别是技术先进且具备高附加值的项目，一直是我们支持和鼓励的重点。对于这类项目，非化石能源用得越多，碳排放压力也就越小。“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推动各地方扩大对零碳园区、零碳运输走廊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快实现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持续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谈及如何确保新增项目在落地中真正做到“非化石能源用得越多，碳排放压力越小”？北京市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文堂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新增项目需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编制节能报告，节能主管部门将充分考虑当地能耗总量目标、产品能耗强度、产品碳排放指标等因素进行审核，在项目审核的过程中，会把优化能源结构、提升非化石能源比例的要求摆在重要位置。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发布《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2026年第42号令）同样是项目审核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新增项目审核时，能耗强度低、能耗总量小、碳排放量少的项目将优先通过审核；反之，用能量大、碳排放量大，尤其是能耗强度高、碳排放强度高的项目，审核时需要充分考虑当地完成能耗目标、碳排放目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通过审核。”王文堂说，“攻坚行动”产生的节能量、碳排放量，可以作为新增项目的需求指标。所以，通过对新增项目的节能审查，包括项目运行过程的节能监察，可以确保这些项目在落地中真正做到“非化石能源用得越多，股票配资，多空杠杆，炒股杠杆配资，平台推荐碳排放压力越小”。

向柳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碳达峰必然是碳排放强度约束下的碳达峰。因此，必须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优化碳排放空间配置。在具体操作层面，建议双管齐下，一方面，要严格把好准入关，用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制度，对新增项目严格开展碳排放评价，对“两高”项目设置严格的能效碳效准入标准，倒逼新上项目用能以清洁能源为主；另一方面，要推动能源保障要素向技术先进且具备高附加值的领域和项目倾斜，比如优先推动这类项目实施绿电直连，从源头上降低碳排放强度。

“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既是一个结果，也将是一个强力牵引的目标。”向柳指出，从直接效果看，这一目标有利于激发清洁能源大规模、广覆盖、高比例开发，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纳，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特别是提升电力系统的调度能力和韧性。从间接带动效应来看，这将极大推动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余能利用、风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的生产制造，巩固提升我国在相关领域装备研发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加快抢占技术和产业制高点。

不简单搞“齐步走”市场化手段护航绿色转型

实现存量改造和增量优化的双管齐下，离不开地方和企业的具体实践。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如何保障各地在绿色转型中不掉队、不跟风？

业内一致认为，节能降碳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等不得，也急不得”。关键在于综合施策，久久为功，而政策和机制的创新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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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文堂看来，国家在确定用能目标、碳排放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各地的能源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确保各地在绿色转型时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向柳对此表示认同，并建议应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差异化确定节能降碳整体目标。他强调，这既能避免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减排压力过大而影响发展，也能防止部分地区因目标过松而错失转型良机。

除了目标设定，产业支持与考核机制同样关键。王文堂指出，国家需对绿色产业发展给予更多支持，尤其应关注中西部地区绿色转型需要的政策措施，如针对产业结构特点的节能降碳技术开发、中试平台建设、首台套等支持措施。同时，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因为部分地区管理人员对绿色转型认识不足、措施不力，是当地绿色转型的重要障碍。

在市场化手段方面，业内专家认为，要完善市场化机制，推动碳市场扩围和发展，支持碳排放强度优于基准值的企业获得合理配额收益。“未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减排，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向柳表示，可以引导存量工业企业通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形成的“减碳量”作为新（改、扩）建“两高”工业项目的碳排放置换源，促进“以新换旧”和新旧动能转换，让减排企业真正从中获益。

此外，向柳进一步表示，金融支持要跟进。国家可以创新投融资机制，设立“公正低碳转型基金”，扩大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这一机制不仅能解决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中面临的资金瓶颈，还能有效防范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经济与社会风险，确保绿色转型公正、平稳、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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