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年，也就是建安元年，是汉末乱世一道关键分水岭。就在这一年，曹操将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迎至许县，也就是后世所说许昌，后世常称此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曹操阵营最初的战略表述是毛玠、荀彧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一次抉择，让曹操从中原一支普通割据势力，一跃拿到天下舆论与法理的制高点，为之后统一北方奠定坚实政治根基。
时间回到此前数年，长安大乱之后，汉献帝刘协在董承、张杨、杨奉、韩暹一众将领护送下，历尽艰险从关中逃回残破的旧都洛阳。可此时的洛阳早已历经战火焚毁，宫室尽毁，粮草断绝。《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跟随献帝的百官饥困不堪，尚书郎以下官员需要亲自外出采野菜充饥，不少人饿死于断壁残垣之间，朝廷威仪几乎荡然无存。护送献帝的各路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杨奉、韩暹互相攻伐，流亡的汉室朝廷没有稳固地盘与后勤保障，如同风中残烛。
此时天下两大豪强，袁绍与曹操都收到献帝东归洛阳的消息。袁绍麾下谋士沮授早已劝袁绍西迎天子，定都邺城，借天子名号号令天下。但郭图、淳于琼等人却劝阻袁绍，认为迎回献帝之后，凡事都要上表请示，遵从诏令则权力受限，违抗诏令则背负抗上罪名。袁绍思虑再三，最终放弃迎驾计划，错失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身处兖州的曹操，内部同样存在巨大分歧，不少部将认为山东尚未平定，洛阳周边杨奉、韩暹势力交错，贸然迎驾风险极高。关键时刻荀彧力排众议，引晋文公、汉高祖旧事劝谏曹操：奉迎天子顺应民心，依靠公正姿态收服群雄，高举大义招揽人才，是大顺、大略、大德之举，如果迟疑不决，一定会有人抢先行动，到时追悔莫及。听完荀彧的分析，曹操下定决心，西进洛阳面见汉献帝。
抵达洛阳之后，曹操觐见献帝，同时快速处置朝堂内部矛盾，诛杀台崇、冯硕等人，封赏董承等有功官员，初步稳住洛阳局势。但洛阳城残破、各方将领各怀心思，长久留守旧都隐患巨大。谋士董昭向曹操献策：唯有将天子转移至曹操根基稳固的许县，才能牢牢掌控局势。又考虑到驻守梁县、手握重兵的杨奉会出兵阻拦，董昭献上缓兵之计，先遣使厚礼答谢杨奉，谎称洛阳缺粮，请献帝暂时前往鲁阳就近补给粮草。杨奉勇而少谋，并未识破计谋，曹操借机直接护送献帝奔赴许县。等到杨奉察觉真相领兵拦截，为时已晚。同年八月，汉献帝正式抵达许县，许县成为东汉临时都城。
献帝抵达许都之后，册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不久之后袁绍不满位次居于曹操之下，心生怨怼，曹操主动把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自己出任司空，代理车骑将军，既缓和与袁绍的冲突，又牢牢把控朝堂实权。十月，曹操出兵击败醒悟过来的杨奉，杨奉南逃投奔袁术，徐晃在此战归降曹操。与此同时，曹操采纳枣祗、韩浩建议，在许都推行屯田，一边保障军粮供给，一边安置流民，军政两套体系同步落地。
这里需要厘清一处史实：正史当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曹操集团自我标榜的说法，这句话最早是沮授向袁绍提出的战略表述，后来《三国志·诸葛亮传》评价曹操，才使用这一概括。曹操对外始终以匡扶汉室、护驾勤王作为旗号。迎献帝入许之后，曹操所有征伐行动，都可以借助天子诏书赋予法理正当性，各地有志于效忠汉室的士大夫，也纷纷前来投奔曹操，人才池得到极大扩充。当然，这一步棋同样埋下隐患，汉献帝不甘沦为傀儡，日后衣带诏事件的种子，在许都建都之时便已经悄悄埋下。
纵观汉末群雄博弈，大多数诸侯只盯着土地与兵马，却忽略汉室天子依然在民间拥有强大号召力。公元196年这次战略抉择，体现出曹操远超其他诸侯的长远眼光。得到天子这面旗帜之后，曹操不再只是单纯的地方军阀，而是手握朝廷名义的一方执政者，在后续征讨张绣、吕布、袁绍的战争之中，持续享受这份政治红利。这一年的许都迁都，不是一场简单的护驾行动，而是汉末争霸最重要的一次阳谋对决，直接决定了之后几十年三国历史走向。
***有人认为迎献帝是曹操一生最妙一步棋，也有人觉得迎回献帝后期带来巨大政治包袱，你怎么看待曹操这次选择？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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